等级社会: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
2008/6/23 23:03:21 来源: 摘自《回归公共空间》,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考研变高考的深层困境

一年一度的硕士生报考又开始了。哪些学校的大学生是考研的主力呢?《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说,如今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名校的研究生来源,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特别是以前从师专改制的基层师范学院。为什么那些学校的学生考研特别厉害?原来,不少地方性大学像高中一样,将考研录取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中心指标,所有的课程都按照应试的路子设计,学生考上了研究生,按照考取的学校的档次,可以得到学校1000-5000元的奖励。记者由此感叹:高校变考研基地的本科教育重蹈高考覆辙!

作为在研究生教育第一线工作的教师,我读了这篇报道以后深有同感。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除了笔试成绩比较理想之外,在面试及以后的学习之中,大多在知识训练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且对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情。他们像许多出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只是抱着一个移民的美丽梦想,通过读研这一敲门砖,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说实话,我对这些来自底层的考生本人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他们像当年路遥的著名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一样,除了离开封闭的农村和内地,到生气勃勃的大城市生活,还有什么更多的幸福之路?如今的中国,由于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已经成为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日前与在美国任教的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聊天,他分析说:在美国,社会也有分层,但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中国这个等级社会里面,在底层生活,往往缺乏为人的尊严,唯有想办法挤进上层。而成为都市人,又是进入上层的第一步。于是,底层社会的莘莘学子们,纷纷踏上考研一条路,拼命往这个等级制社会的高处流动,以获得为人的起码尊严。

考研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为人生成败在此一举的生死抉择,竞争中的公平问题便分外突出。按照理想的研究生招生模式,应该像欧美那样,导师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以便按照各个专业的学术标准取人。然而,由于目前中国的大学缺乏与此相适应的制度,而学院精英们的专业自律和职业道德水平也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为了实现考研中的公平竞争,那个全国划一的应试模式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考研人数的激增和按照总分高低这一应试原则录取,竞争的惨烈有日益强化之势。虽然这几年增加了面试一关,但由于在总分数中权重很低,基本无法改变应试的基本格局。考研变高考,地方性大学成考研基地,某些地区性师范学院,被誉为专攻考研之学的“新东方”,便不甚奇怪了。

耗费了大量纳税人资源的研究生教育,本来是为培养专业研究和应用性人才,如今却像高考一样,承担了额外的非学术性使命。当研究生教育蜕变为本科教育的补课,其深层的社会学的意义无异是一种城市对乡村、沿海对内地的赎罪。这样的赎罪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它通过制度化的周期性选拔,给底层精英一个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从而缓和了城乡的阶层冲突。不过,当基层的地方性院校纷纷成为大都市名校的考研基地的时候,乡村对城市、内地对沿海的依附性关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更加巩固。

地方院校也好,众多考生也好,只要考研没有成功,就永远地埋没在等级社会的底层。众多学生在考研基地所学到的,只是一样本领,就是类似在“新东方”学的那套TOEFL、GRE敲门术,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它所戕害的,不仅是广大的基础教育,而且也是高端的学术研究。

就像大家呼吁了多少年的改变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如今反而愈演愈烈一样,只要中国的城乡等级关系不改变,只要国家对教育的投资继续向少数名校倾斜,这类考研变高考、高校成考研基地的现象,将有进一步弥漫的趋势,我已经在杞人忧天:再这样搞下去,特别是硕士点遍地开花的时候,是不是该轮到考博变高考、研究生教育也一并应试化了?

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

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从他们的素质而言,都是聪明的人才,但四年的本科应试教育,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活活糟蹋成了考研机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究竟是谁之罪?

大家都公认,这一切完全是由不合理的应试制度造成的。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家长、学生、老师,还是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大家都批评和痛恨应试教育,为什么这几年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变本加厉地再生产出来?一种人人都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存在下去,并且在继续蔓延?

一个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形式合理的筛选制度,以保证这个社会的底层精英们有机会往上流动,让他们看到希望,不至于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流落江湖铤而走险。这一建制化的设置,在传统中国,是科举制度,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升等考试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应试教育网络。当年多少人感叹科举制毁灭人才,但依然维持了一千二百年。如今人人明白应试制度有弊病,但在目前腐败严重的社会里,却是众多选拔制度中,唯一的形式合理、比较公平的竞争方式。

不过,这一形式公平的应试教育,在实质上是极其不合理的,如果说,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封闭在圣贤的思想中,缺乏创新能力,最终使得中国落后于欧洲的话,那么,如今这一新的应试制度,同样在摧残人才、摧残中国人的智慧,并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与世界在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这是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实质性代价,为了等级社会的制度性稳定而不惜摧残个人的自我创新。

以城市和沿海为中心、农村和内地为依附的等级性社会,在学历认同上是通过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文凭体制所安排的,在这样的体制中,地方高校缺乏自身的价值,缺乏自主性,成为依附于重点高校的升学预备学校。而在美国,许多州一级的大学、学院,乃至社区学院,具有与哈佛、斯坦福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人生追求,学生们不必非通过升入长春藤名校,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但在中国,不仅国家重点与地方高校存在着等级性网络,而且将这一等级性关系放大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不少考入国内顶尖名校的学生,大学四年将目标定位在出国,专攻托福、GRE这类洋应试工具,而对专业知识不甚了了,我在国外,不止一次地听到教授们对某些中国留学生的抱怨。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教育建制,还是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教育网络,地方院校-211高校-重点大学-985高校一欧美大学,这一金字塔形的结构形成了诱惑学生们往上爬的阶梯。越往上走,越能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过人上人的生活,并拥有为人的尊严。于是,千军万马考研、考托福,应试教育遍地开花,“新东方”与“考研基地”比翼齐飞。地方院校与重点高校之间,重点高校与欧美大学之间,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形成了可换算为未来实质性受益的等级性关系。这样的等级性关系,不仅通过国家对高校投资的不平等关系体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和商界的高校排名,一般学生的高考、考研、考托福等日常应试实践中得以建制化和日常生活化。

让我真正忧虑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

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谬?

最近,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中拒绝多名高考状元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很大的轰动。港大的理由很明确:这些状元,属于“高分低能”,面试成绩不及格。港大对申请人的考量,要全面考虑其英语的应用能力、学习潜质,是否适应香港生活以及对香港是否有贡献,若是只求来港读书,完全不打算参加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则不会收录。

港大并非标新立异,这不过是国际一流大学录取新生的普遍原则而已。大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而是有创造和适应能力、素质全面、热心公益的各界精英。这样的培养目标,内地大学虽然原则上也同意,素质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高考制度上迟迟不见任何改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在于当今中国的高考,如同传统中国的科举一样,不仅是选拔人才,而且是社会流动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失衡,地区与地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社会流动的匮乏。只要底层精英还有向上流动的指望,还有某个比较公平的制度作为出人头地的保证,这个社会还不至于崩溃。高考制度作为当代新科举,就承担了这一社会缓冲阀的功能。年轻学子们可以出身贫寒,可以没有关系背景,但只要你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就有希望咸鱼翻身,跳出龙门。

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仅有的几个基本剔除了人为因素的刚性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地区差异依然很大),考生的所有素质都被化约为应试教育中那些可量化、可比较的直观数字。尽管社会各界都明白“唯分取人”未必合理,但一般老百姓不这么想,他们要的是公正,要的是与上流社会同样的权利,这些年围绕着高考的争论,社会舆论关心的焦点不是考试和招生方式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正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将权力、金钱和地区差异的因素排除出去。

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当年的科举还厉害,科举是否录取,还取决于考官的个人口味,但如今的高考却将考生和考官的人格和个性因素降到最低,完全成为一场机器式的功能性博弈。唯有这样,老百姓才感到放心。如今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人空前地不信任,他们只相信程序,特别是像高考这样的刚性程序,即所谓的程序合理性。这也难怪,这些年人们听到了太多的教育腐败的负面例子,教授的信誉全面破产,学院精英与商业精英、权力精英一样,被社会舆论列入到腐败的黑名单中,属于不可信任的群体。尽管搞腐败的在学院中只是少数,但一颗老鼠屎可以坏掉一锅粥。大家可以相信哈佛,相信港大,却不敢相信北大、清华,更不敢相信一般大学的教授。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颈所在。

中国的高考,是一个荒谬的制度。不仅是选拔方式上的荒谬,而且是人才本身的荒谬。在应试教育的指引下,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熏陶为一架考试机器。可以缺乏个性,可以性格幽闭,可以知识狭窄,可以口是心非,可以没有公益精神,可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但只要学会一样本领:应试,便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有什么样的考试,便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便有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令人担忧。

不过,这似乎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制度。刚性的高考制度,虽然损害了国家未来的公共利益,却能保障底层精英的个人利益,保证他们在形式公平的规则下,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向上流动。高考,成为芸芸众生们在不理想的社会中,实现个人梦想、希望和幸福的康庄大道。它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它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哈佛女孩”?

一个在400名学生中成绩只能排在百位的重点中学应届毕业生,能够考进什么大学?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南大?好心人一定会对她说:假如能够进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就是你的造化了。

但你相信吗?这位上海复旦附中的汤玫捷同学,在圣诞节前夕,收到的是哈佛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以及每年4.5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这样的提前录取荣誉,中国只有一个,亚洲也只有两个,它意味着,哈佛这所全球顶尖名校,视她为最符合哈佛精神、最需要提前抢到手的优异学生。

偏偏这位被哈佛视为宝贝的学生,学校对她的评价是:“她不是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从来没有在各类数理化竞赛中摘金夺银,甚至连奥数课都没有上过。那么,哈佛看中她的是什么呢?

还是先来看看哈佛入学的申请表吧。除了我们熟悉的考试成绩之外,还有一大堆学术背景、社会工作、兴趣爱好、老师推荐信,外加两篇小论文。汤玫捷担任过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辩论队成员,还作为交换学生,到美国著名私校西德威尔中学修学过一年。甚至在那里,也被好表现的美国学生称赞为“学生领袖型的人才”。

哈佛不需要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入其法眼的,是那样一些学生:有鲜明的个性;有学术精神;有领导能力。哈佛所培养的,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是在政治、法律、金融、管理和学术各个领域的顶尖精英。哈佛重视的是一个年轻人的综合素质,从知识的适应能力到创造精神,从博雅文化到领袖气质。哈佛的精神也是美国人的精神。

反观中国的高考,我们是什么样的选才标准?除了分数,还是分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于是,那条通往大学的应试小道,犹如一条标准的流水线,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个性、兴趣和才华,经过数十年的应试规训,统统改变为同一个模式型塑出来的标准产品:擅长适应,拙于创造,长于技术、缺乏想象,表面顺从、内心分裂……

教育所培养的,不仅是普通国民的生活技能,也是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如今我们这套应试教育,只适应一般人的技术培训,而非创造性人才之摇篮。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中国的福音,也是中国的悲哀。因为我们只是制造业大国,尚非科技大国,制造业只需要规范的技术,而科学和发明却需要创造性想象。我们的应试教育,虽然可以生产出一流的技术人才,却无从培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无法造就创造未来的天才。

有什么样的教育,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哈佛注重的是未来大政治家的培养,而我们的应试教育却只能培养小心翼翼的官僚阶层。政治家与官僚,就像企业家与管理人员一样,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精神素质。官僚与管理阶层,只会遵从现成的技术规范和法令体系,他们维护的是现实秩序的稳定,而大政治家就像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要有政治的创新精神,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具有三种禀赋:认定自己的价值目标以及对此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精神;由价值关切所产生的现实使命感和责任伦理;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洞察能力。大政治家的内在禀赋,与其说来自成年以后的政治实践,不如说早在学生时代就埋下了种子。

比较哈佛的录取标准与我国的高考制度,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才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大学普及率,也不是研究生数量,更不是教育经费之多寡,而是比这些更重要的选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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