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倍。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很多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我一边耐着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钢管焊成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但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那么多钢管嘛。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２０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是，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２１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９寸到背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长期贫困的生活能给人培育出"贫困基因"，那么，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己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人有旦夕之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的，顾及一点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我们今天看广东、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坚固如堡垒，这正是客家人恐惧基因的物化形态，反映出当时生存环境之残酷。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变化。没发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恐惧基因与现代文明很难相容。那么它能否改造呢？我认为可以。西方国家，在１５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长达１０００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野。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背包挂在胸前。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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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不喜欢排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上公共汽车要抢，上火车要抢……这些还都可以理解，中国人太多，汽车上火车上的座位少，不抢就可能没有座位。但是就是人人有份的事情，他也要抢。比如乘飞机，那是绝对要对号入座的，不可能因为谁迟到一步就没了座位。恰恰相反，谁要是迟到了，飞机时常还会等等他。可是许多中国人偏偏会在这类问题上表现得“勇往直前”。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
　有一次，蔡世新在温哥华乘中国“国航”的飞机，就亲眼看到了让他非常难堪的一幕。其他的航班，乘客大都是外国人，人家显得十分有教养，有风度，从办理乘机手续到登机，上百的乘客，井然有序，没有一个人争抢。轮到中国“国航”，中国的乘客就不一样了。
　　场广播室先用英语广播：各位乘客，1点45分，去北京的911次航班就要起飞了，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请按顺序在1至20号办理。这时，懂点英语的中国乘客开始出现骚动。接着是用汉语广播。立刻，几乎所有的中国乘客都哗地一下拥了过去，像打冲锋一般。一群外国人都用惊奇和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蔡世新作为华人，感到脸上热辣辣的。
　　一个加拿大人打量着蔡世新，问：“你怎么不抢？”
　　蔡世新说：“我不用抢，不急，反正有我的座位。”
　　那个加拿大人大概觉得他有点“与众不同”，就和他探讨：“中国人到哪里都不喜欢按秩序排队，这是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蔡世新以前曾和他的老板海登先生探讨过，结论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上的，一个是法律上的。
　　蔡世新那次问海登：“你们欧美人总是按次序排队，没有插队的，为什么？”
　　海登说：“在英国，200年前曾经有个法院判例。当时闹饥荒，大家排队去领面包，一个人因为要插队，排队的人一怒之下把他打死了。后来法庭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法官判定打死人的那些人无罪。法官的理由是，如果判定打死人的人有罪，那么，就会助长社会上不排队的不良风气。因为有了这个判例，所以英美法国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排队，不然被人打死白死。英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以后，我们也都知道，即使发生饥荒，也不能去乱插队。所有的父母亲在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知他们乱插队的危险性。”
　　蔡世新明白了，为什么外国人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也不敢闯红灯。他们有一种法律的连续性，同时养成了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的文明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多少年来，中国几乎一直是处于人治的社会状态之中，人们很少有法律意识，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拉关系，而不是求助于法律。即使是到法院打官司，也要托人到法院里去找关系。过去人们企盼的是“明君”，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包青天”津津乐道，企盼身边出现包大人那样的“清官”，而不是企盼健全的法制系统。
　　由于没有法律的连续性，就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为的胡折腾。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有重大贡献，但是他在新中国法制建设方面却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破坏法制建设的极其突出的例子。中国到现在才开始重视法制建设，这也是邓小平在吃尽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苦头之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法治的历史很短。在短时间内，人们很难适应那些法制的东西，也很难一下子改变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惯。而政策和法令又缺乏连续性，“朝令夕改”的情况时有发生，更加让人们无所适从。
　　蔡世新跟海登探讨后发现，英美国家的人排队有序，而中国无序，也跟人的心理和情绪有关。英美国家在100年来战争不是很多，只有两次世界大战，社会相对稳定。而中国，战事不断，政治运动不断，自然灾害不断。这就影响到人的心理和情绪，造成人心浮躁，总觉得排在后面不保险。如果社会制度稳定，物资供应充足，不去争抢也有份，他就不用着急。
　　当然，蔡世新是没有必要把他和海登探讨的这一切告诉温哥华机场那个加拿大人的。
　　在北京的赛特饭店，蔡世新向我谈起这些看法时，我又补充了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人多了，没有座位，甚至不挤你就上不去车；人多了，车票数量有限，不挤你就买不到票；还有很多事，不挤就没你的份，因此只有去挤。外国人在中国呆得时间长了，也得去挤。
　　但蔡世新认为，主要还是个法制的问题。他说，单从人多方面讲，日本的人口密集程度比中国还厉害，但是日本人排队就不像中国人那么没秩序，排队都老老实实的。
　　我说，日本人多，他坐车的时候车也多，不像中国这趟车上不去，下趟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
　　蔡世新说，都说加拿大人口少，但是在公园里搞展览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的，排队仍然很有秩序。
　　不过最后蔡世新还是承认：“你讲的也对，中国除了我前面讲的那两点，再加上人多，人心浮躁，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所以在温哥华机场的那天，没什么人，他还是挤，就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形成了一种惯势。”
　　事也凑巧，就在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一节文字的时候，我家乡辽东某小城发生了一件中国人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正好印证了蔡世新的中国的“政策和法令缺乏连续性”的观点。
　　该市教育委员会与市国税局、市地税局于1998年10月20日联合发布了一个“红头”文件——《关于校办企业1997年度年检情况的通报》。文件说，根据市教委1998年某某号文件规定，市教育、税务部门对1997年度校办企业进行了年检，经审核，某某蓄电池厂等434户企业符合校办企业年检认证标准，可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并附年检合格的校办企业名单。文件上赫然盖着三个大红的印章。
　　应该说，对于经营规模很小的校办企业，这是一份颇有权威性的文件，起码让榜上有名的434户企业法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时间刚刚过去了一年，这份文件就失去了它的“权威性”。1999年底，在没有任何新的文件出台的情况下，下发这份文件的三个部门之一的市地税局，就单方面否定了文件中所说的校办企业“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政策。
　以前规定，校办企业的注册资金校方必须占60%以上，现在又忽然提出校方必须占100%；不但不再“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且要补交此前若干年所享受优惠的税款。此举立即在当地校办企业中引起强烈反响。造成心理恐慌的还不仅仅是434位法人代表，还有434户企业的数万名职工。当地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大部分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乃至倒闭状态，校办企业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实际上就是靠那点可怜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仅是从此取消优惠倒也罢了，还要补交此前若干年优惠的税款，那势必要有大半以上的校办企业被迫关门。这将关系到众多职工的生计问题。如此这般“朝令夕改”的做法，不引起人心浮动岂不怪哉？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不排队的恶习已成陈年痼疾，属“社会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形式，改亦难矣。
     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